因此，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地区和平责任，并不属于战略性示弱，而是软性地保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即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开发权益。
在更多的案例中，法院并未对认定事实行为的理由进行阐释，而是直接将某种行为认定为事实行为。相对人不服从命令时，行政机关则可运用执行罚等强制手段促使相对人服从命令。
比如法律效力说中区分法效果与法效力，其实从德国法的理论来看，法效果和法效力都是区分行政处理(Verwaltungsakt)和行政事实行为的标准，只不过前者注重行为的主观方面，后者注重行为的客观方面(详见后述)。实际上，讨论行政事实行为的意义恰恰是在诉讼上，就是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不同于行政处理的特点，所以对其进行救济也要对症下药。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行政事实行为并非与行政处理相对，而是与行政法律行为(Verwaltungsrechtsakt)相对。[126] (3)确认行为并非准法律行为。[66]但是随着行政处理成为行政法的轴心，为了获得更多的救济，行政处理的概念边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其最初的内涵大大扩展了。
比如在宝丰县政府与吕瑞芳房屋拆除行为案[36]和华泽臣与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及行政赔偿案[37]中，法院认为，拆除房屋、拆除温室的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所以，对于准法律行为可以比照行政处理来进行救济。法官会去考虑诸如该问题是否经充分渗滤、是否棘手或无解、是否还有可能进一步等待、该案是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载体，等等。
在上述推定不受理的原则下,联邦最高法院只存在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比如毫无意义的案件、因事实而异的案件、证据不足的案件，等等。除此以外，外国法人和公法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地位也有学理和实务上的相应标准。2.其他控制司法审查的标准 基于对于司法权的以上认识，美国的违宪审查理论通过案件与争讼、诉讼资格、成熟性、回避政治问题、禁止咨询性意见等的阐述，为最高法院受理和审理案件设置了多重的标准。11.关于联邦法或邦法是否符合基本法，或邦法律或其他邦法规是否符合联邦法，由法院提起申请的(基本法第一百条第一项)。
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如果违宪审查建议的提起人并非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利益相关人，该违宪审查建议就不应该被接受。从而，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在充分掌握诉愿人、公权力主体以及各个法院的各种不同观点之后做出裁判，这使得其裁判不致于是偏颇不周全的，而是深思熟虑的。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调卷令的定义是，一项由受理申诉案件的法庭发布的命令,该法庭拥有决定审理申诉案与否的自由裁量权。[8] 司法实务中，这种制度设计基本上达到了目的。[16]事实上，对于艾尔弗斯判决，学界和实务界不无反思和批判，在1975年的森林骑马案中，迪特•格林法官在反对意见却认为不应将一般行为自由做没有边界的思考，提出，一个利益如果希望得到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保护，就必须具有可以与其他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具有可以相比较的重要性。（4）司法救济的穷尽和辅助性（Rechtwegserschöpfung und Subsidiarität）：也就是前述的穷尽司法救济原则，要求必须已经没有其他的司法途径可以救济。
前三类规定相对明确，也较少争议，有关案件筛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宪法诉愿的争议。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并非诉愿人自称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宪法诉愿就会被受理。按照拘束性的要求，宪法解释应该在那些有直接拘束力的案件判决中作出，法院不应作无拘束力的、单纯疑义说明性质的解释。那么，针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的宪法诉愿案件，宪法法院如何进行筛选呢？ 2.宪法诉愿的功能定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宪法诉愿的功能定位，也就是宪法诉愿与其他法律救济途径的关系，以及宪法诉愿在公民基本权利救济中的作用。
这套筛选机制，是保证违宪审查机制发挥作用的技术保障和制度条件。此外，按照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基本法第20条第4款规定的抵抗权、第33条规定的公民地位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第38条规定的选举权、第101条规定的接受审判权、第103条规定的获得公平审判权和第104条规定的人身自由等权利，是视同基本权利的权利，也具有基本权利的地位，也可称为宪法诉愿的基础。
但即使有这样的规定，仍然不能排除个人在穷尽救济途径后仍然涌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因此,当调卷令申诉获得许可，则在理论上会向下级法院发布调卷令,要求将有关案件的审理档案向上移送到联邦最高法院接受复审。
9.对联邦法官或邦法官提起的法官弹劾案(基本法案第九十八条第二项及第五项)。换言之，是否具有其主张的基本权利的主体资格，是其提起的申请能否被受理的条件。4a认为公共权力机关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或侵犯本基本法第20条第4款、第33条、第38条、第101条、第103条和第104条规定的权利之一时，任何人均可提起宪法诉愿。[13] 这样做首先的意义就是为联邦宪法法院减负，避免联邦宪法法院成为一个超级上诉审而对一切案件都负有最终裁判的职责。[11]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宪法诉愿是个人寻求基本权利救济的最终手段，但是通常情况下，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主要是由普通的法院承担的，宪法法院只对个别的基本权利案件进行管辖和处理。关于这些条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都形成了非常精细的具体标准。
由于法官的职责在于确定对与错的问题，因而其必须依据法律作出明确的判断，绝不可模棱两可。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将筛选宪法案件的巨大权力赋予了最高法院的法官，法官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受理宪法案件，而此种裁量权的限制条件是非常宽松的。
除了这个层次，在程序上，通过赋予最高法院法官在受理宪法案件上的巨大的裁量权，使得宪法案件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前得到严格筛选，这是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得以良好运行的重要机制。而且，即使是当事人提出申请，救济的范围也只能以其请求的范围为限。
（3）申请权能 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0条的规定，诉愿人必须是诉称其某项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也就是规定在基本法第1-19条的某项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国内法人可以成为基本权利主体，也可以提起宪法诉愿，但是必须是那些法人能够享有的基本权利，比如财产权、平等权等，而生命权、选举权等权利并非法人所能享有，法人也就不能针对这些权利提起宪法诉愿。
这二项标准显然是体现了权力分立的原则。此外，如果是针对具体的公权力行为（包括司法裁判），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提起。政治问题原则也是从分权角度出发为违宪审查设定的界限，布伦南大法官在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中宣称：政治问题的不可由法院审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分权功能,虽然法院是宪法的最终解释者，它也应该回避对这些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因为这些问题应该属于行政机构或议会斟酌处理的问题。在美国，这类政治问题有，一个外国政府是否应被承认的问题，由总统决定。
[11]以上数据来自谢立斌：《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第33页。这一点体现了司法活动的事后性，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被动性的内容。
10.经由邦法将裁判权移转给联邦宪法法院时，就一邦内的宪法争议案件(基本法第九十九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管辖的案件，可以分为四类：（一）联邦层面的机构争议;（二）联邦与州之间以及各州之间的争议。
政治问题是美国的说法，英国称为国家行为(Act of State)，法国日本称为统治行为(Acte de Gouvernemnt)，政治行为的含义及其不受司法审查的理由等问题在各国宪法学上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论，我在这里只探讨其大致的共同方面。4.基本权利损害的认定 这意味着，申请人必须能够证明，被其提出审查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确实对其基本权利产生了影响，基本权利损害至少看上去是存在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案件筛选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司法独立的主要内涵是法官独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官有任期的保障。从案件数量来看，联邦宪法法院每年处理的宪法诉愿案件在持续增长之后，位数仍然不过几千件，远远少于其他法院审理的、涉及基本权利的案件，更是少于其他法院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对这一概念，是应该广泛地理解为人做各种行为的自由，还是应该做最低标准的理解，也就是指那些作为人格的核心领域的自由，没有这些自由，作为精神性、伦理性的个人就完全无法得以展示。
对于案件与争讼、禁止咨询性意见等标准，前文已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对其他几项控制司法审查的标准进行介绍： （1）法官所能审判的只能是具有诉讼资格（standing）的双方之间的争议，而诉讼资格意味着争议的问题对他们有确实存在的实际影响。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2款规定了宪法诉愿的辅助性原则，即宪法诉愿相对于普通法院提供的司法救济，具有从属、补充地位。
任何人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应当先向普通法院寻求救济。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编者注：2015年修订后为99条第2款)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据此，在建议书面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要经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也就是法工委），并且必要时才进入实质性审查。
宪法诉愿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救济，不具有替代其他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手段的作用。首先，可以被主张的基本权利有哪些？也就是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可以就哪些基本权利被侵害提起违宪审查的申请。
